1990年夏天，我平生头次出公差，目的地昆明，去看云南白族作家张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提出审读意见，并与作者协商修改方案。

这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文学编辑工作风格，一部书稿，尤其长篇小说稿，一般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编辑看，提意见，作者改，编辑再看，作者再改……如是者三，最终出版。为此，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大社，都有自己的招待所，专门接待来改稿的作者。作者常常怀揣牙刷牙膏换洗衣服到来，一住半年，随时与编辑切磋，来回琢磨。现在新时代了，这套作风已消失。

火车晃晃荡荡五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昆明。张长把我带到一家招待所住下，说：旅途劳顿，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开始工作可好？我当时一阵恍惚，只觉得房间像一节火车车厢，仍在一路向南；对面坐着的张长，也好似列车上的旅伴——长途火车把我彻底坐晕了。

第二天上午再见面，才稳下神来打量张长。五十多岁，精瘦，眼窝深陷，眉间常紧锁，显得思虑很重，很有苦苦写作的模样。他是新时期云南文联较早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七十年代末，得过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次的长篇小说书稿名叫《绿太阳》。（后来出书时，张长的同事、诗人于坚帮他起了个新名字：《太阳树》。）

这部书稿几经修改，1991年正式出版。我为这部书稿，也两下云南。

省文联在翠湖边，昆明最美的地界。我两次去都住在湖边一家招待所，一日三餐就在文联院里换着人家吃百家饭。时日一长，与不少作家成了好朋友。老一辈的有写《欢笑的金沙江》的彝族作家李乔、诗人晓雪；中坚一代的有黄尧、汤世杰；年轻一代的有于坚、王洪波，等等。

第二次去，恰逢云南省文联召集笔会，北京来了不少人，其中有汪曾祺。张长知道汪是我父亲西南联大的同学，关系近，托我邀汪去他家做客，想求汪一幅字。我满口答应，只让他多备酒。我知道，老头儿嗜酒，喝高兴了，别说一幅字，有求必应。

我去酒店接汪曾祺。与他同来参加笔会的、因长篇小说《少年天子》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北京作家凌力女士也在场，听说要去吃饭，凌力申请同行。她说，“我这一路寸步不离汪先生，他是大美食家，跟着他，吃好的。”

我们一行到了张长家，只见桌上马爹利、绍兴黄酒、法国红酒、五粮液一字排开。“不知道您爱喝哪种，都准备了点。”张长说。汪曾祺克制地客气道：“都尝一点儿吧。”

厨房里叮叮当当，张长的爱人在忙乎。说到张长的爱人，也要岔出一笔，她是个钢琴家，海外华侨，五十年代随家人归国。当年周恩来在云南接待缅甸领导人时，她曾作为少先队代表，给周恩来献过花。和张长结婚后，生了两个漂亮的千金，张长为此戏言：亩产（母产）两千斤（千金）。

那天的酒局果然不出我所料，汪曾祺很快微醺，话越说越慢，且越来越多，双眼愈来愈迷离。我用眼神暗示张长，赶紧拿出预备好的笔墨纸砚。汪欣然起立说：好吧，写一首这次云南旅次所做七言绝句吧。我和凌力负责抻纸蘸墨，老头儿笔走龙蛇，酣畅淋漓。

突然，老头拎着笔尴在那里，面露难色。原来，酒力之下，光顾着酣畅了，谋篇布局工作没做好，四句诗刚写完一半，纸已用掉三分之二。张长忐忑地建议：要不……换张纸？

老头脚下已有点儿打晃，估计写前两句诗用掉不少气力，这时早已无心恋战，坚定地说：不用！后边写小字！

字越写越小，到最后已经挤到纸的左下角，想签名都挤不出一点地方。老头写完，笔一掷说：回吧。

张长看着那幅风格奇特的书法作品，夸也不是，嫌弃也不是，十二分尴尬。我见状赶紧打圆场：很珍贵啊！错版啊你知道嘛！相当于“全国山河一片红”那个错版邮票啊，别人想求还真求不到呢。凌力也帮腔：前些天我们在笔会上，北京文联的韩霭丽求汪老赐画，原来都说他兰花画得好，结果，画了一块宣威火腿扔给人家了。

《太阳树》出版后，得了“骏马奖”，也叫全国优秀少数民族文学奖。张长来北京领奖，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