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村那次笔会上，我与王安忆初次相见，之后一直主动联系，请她赐稿。我的建议是，新写一部长篇，由它带动，出一套六卷本的《王安忆自选集》。

王安忆说有两个故事想写，一是一个白净秀气的书生的故事；二是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缘起于她早先在《新民晚报》上读到的一则几行字的小消息，说上海解放前夕一次选美大赛的第三名，八十年代某天在沪上寓所被杀。

我听了忙不迭道：第二个！当然第二个！小生戏哪有旦角戏好看！她当时听了只是乐，未做决定。

一天下午，王安忆突然来到出版社。她说长篇已动手，如我所愿，写的正是“上海小姐”的故事，可以签合同了。我这才知道，她早离开上海，一直躲在北京潜心写长篇。这一天，是1993年5月21日。我能记得如此准确，是因为就在那天上午，我刚去街道办事处办了结婚登记。

几天之后，我去王安忆的临时居所签合同。合同文本的稿酬一栏空着，我征询她意见。她非常爽快地说：我们这些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正常标准就行。

当时版税制尚未流行，绝大多数出版社还以千字多少元的方式向作者付酬，作家社也如此。最终王安忆签了字的合同上，稿酬标准是千字三十元。

《长恨歌》1995年写完，当年十月出单行本。发行三万册后，又并入自选集，重新设计封面。自选集发行了三万套，之后《长恨歌》又恢复单行本封面，单独发行，截至合同到期的2004年，共发行几十万册。

至今心里一直觉得对王安忆有愧，以至今日写至此处，一股不安还直往脑门蹿——付给她的稿酬太少了。

《王安忆自选集》合同签订得太早，书出来时，出版行业已普遍实行版税制，同样是1995年出版的《莫言文集》，因为合同是当年所签，便按版税制结算稿酬。我曾向社领导打报告，申请修改合同，多付稿酬。社领导表示支持。但财务部门坚持认为，既然有合同，就该按合同办。争取多日，最后与财务达成妥协：《长恨歌》按一百五十元每千字付酬，其它五卷按千字五十元付酬。我当时暗自算了一笔账，按照修改后的付酬标准，折合成版税，只相当于不到百分之三。

王安忆倒是什么都没说。1999年，《长恨歌》荣获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我借着单行本重换封面之由，报请社领导，在当年7月18日与王安忆重新签订一份版税制的出版合同，因为仍在当初合同的有效期内，所以版税标准只争取到百分之八。这里又是一个记得精确的日子，是因为就在那天，我三十一岁了。

《长恨歌》写完，王安忆大病一场。很长时间接不到她的来信。往她家里打电话，铃响半天无人接。

此前我有一次整理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信件，把王安忆的信收在一起，从头看了一遍，发现一个特点。她写信，字并不算很漂亮，但清秀中隐藏着一股坚定，简洁的字句一向清楚整齐，极少改动。可有一封信例外，字迹潦草，多处划划改改。后来得知，写那封信时，她正生病。有这经验，便一直心中忐忑地等她的信。

终于有一天来信了，拆开一看，字迹果然潦草，改改划划的，信的末尾说：“现在，上海正逢雨季，雨濛濛，人的心情就更压抑了，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放下薄薄一页信笺，一阵揪心。

王安忆写作，习惯在篇末注明写作日期，通常格式是“××年××月××日初稿，××年××月××日二稿”。如果把她所有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一遍，你会发现，她的休息时间太少了。

王安忆平时说话语速极快，轻易插不上嘴。除非她的话暂告一个段落。等你再开口说句什么，一下又会引发她的思绪，她便又开口了，你就又得等着。我曾想过，之所以如此，上海人说话本来快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她思维极其活跃，大脑高速运转，丰富繁密，又来去跳跃，很容易导致语句跟不上，所以越说越快。

这一特点在她写作中也有反映：段落都很长，排成大三十二开的书，有时翻好几页，才新起一段落。对此有人不以为然，比如上海有个叫陈村的就曾不无刻薄地说，王安忆作品太过细碎，“穿一条棉毛裤可以描写两千字”。我倒觉得，王安忆是面子细碎，里子大气；反而是那些面子上天天装大器的，里子碎不堪言，讨人嫌。

那场大病过后，王安忆的创作又上了更高的台阶。在我看来，进入世界顶尖作家行列。中国现当代的作家好像有个通病，大部分人第一部成名作，也便是代表作，也便是他创作最高峰，能不断上台阶的，少而又少，王安忆是宝贵的一个。

2003年，我离开作家出版社，到上海工作。说来也巧，我在上海的合作者，是一个书商，《长恨歌》在作家社版权到期后，又转到这个书商名下。很多人不明所以，以为是我带去的选题，其实不然，这样的好事，不能掠人之美。

我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半，租住的房子离王安忆家很近，每到周末，常想去拜访，却一次没有去。原因是，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有人对王安忆说，杨葵吸毒。王安忆为此再不想与我有任何来往。

造谣者不知是何居心，这谣言其实澄清起来很容易——有像我长得这么胖的吸毒分子嘛！但我在上海那两年，正经历一场人生观、世界观的巨变，日日夜夜内心里天人交战，实在无暇，也没兴趣为谣言诽谤浪费哪怕一秒钟时间，所以随它去。

一天深夜，我不无怨忿地前思后想，最后得出结论：王安忆是我最为尊重的人，《长恨歌》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最，不是之一，我为我能编辑出版《长恨歌》而骄傲。这已足够，见不见不重要。思及此处，怨忿退场，安然睡去。

直至现在，与王安忆再未相逢。一切随缘，相信总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