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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沈从文,觉得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立志要用半个世纪的努力做好这件事,“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具体点说,他曾以契诃夫为标杆,想着若干年后,可以凭自己几十本小说集,像契诃夫那样。然而世事无常,1949年后他放弃了已经成就不凡的文学创作,从此直至八十年代因为时势变化,以及海外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沈从文研究的内输,沈从文小说得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再版重版,这当中的三四十年,沈从文都经历了些什么?近年不少文章、专著都探索了这一问题,个人觉得张新颖教授这本《沈从文的后半生》,给出了最详实、最精彩的答案。

 

很多人知道,沈从文1949年以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稍作进一步调查便开始大发感慨,抒情议论,天才的毁灭、政治的牺牲云云。话都不错,但是说和没说区别不大,最多间接证明沈从文封笔时,文学成绩已相当了得——因而才会引发感慨。我的意思是,无论从文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沈从文的后半生,都不能从一些结论蹦到另一些结论,结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这三四十年,沈从文经历了什么,日常生活上、心理建设上。

 

我说《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最精彩,一大原因就是它尽量不给结论,只管从细节到细节,依靠海量的沈从文作品、书信以及一切相关档案的细读与爬梳,基本做到了把沈从文请出来亲自给我们讲故事,而不是在帮沈从文下结论。对此张新颖是自觉的,他说:“我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样的治学态度、传记书写的态度,以及研究成果,以我个人目力所及而言,当下还真是罕有。日常充斥耳目的作家研究,都是粗读一遍作家作品,便一头扎入各类评论专著的大海,忙着从结论到结论去了,作家作品本身只沦为不时查阅的工具书。

 

不过趣味这东西,真的是千差万别,肯定也有人对这种叙述者尽量隐身的写法不以为然。我欣赏的一位青年学人读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就和我上述意见正相反,他觉得描述居多,分析不足。他说这本书给出了“what”,但想知道“why”,则付阙。对此我的看法是,“what”是有标准答案的,而“why”没有,它应该靠每个读者从这些“what”中去感受。习惯听别人给出“why”不是什么好习惯。但我明白,这也只是我个人的趣味而已。

 

我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解决了一些原来的疑惑,比如那样一场社会转变带来的个人噩运中,不少貌似坚强的人都选择了自杀,而沈从文这样一个貌似娇弱的文人,靠了怎样的信念“苟活于世”?

 

1952年元月,在四川农村参加土改的沈从文刚过完五十岁生日,参加了一场批斗地主恶霸的五千人大会,回来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一种异常沉静感。“

 

人生半百的这段话,也许是沈从文后半生活下去的根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以沈从文对土地的一贯深厚情意,不难明白这样的感触对他的震撼,他要从此化身土地。而土地的意象,一面指代着被千万人踩在脚下;另一面又指代着坚实、沉静、春种秋收、亘古万年。

 

有此感触后不到一个月,是旧历新年,沈从文孤身一人,用纸笔通过回忆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并将由此得来的感慨,汇入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去考量:“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

 

对于这番抒发,张新颖说沈从文“感慨之上,更有宏阔的进境:个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是怎样庄严的景象?”是的,必须自比司马迁、李杜陶谢,升华到“庄严”的层面,才有可能苟活于世。这是几千年中国文人的原动力。但要严正补充说明的是,这样的升华如同禅宗训练学人,光靠闻思,靠鹦鹉学舌完全没用,必须身体力行、现量体会,方可契入。可悲么?但是管用。

 

内心激越,奔向“庄严”的1952年过完,1953年,沈从文相继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杂志发表文物研究论文,作为文物研究者的他正式“亮相”。依我看,所谓“后半生”,大幕至此才真正拉开。

 

体会沈从文的后半生,还有一点强烈的个人体会,虽然不恰当,但想不出更好的类比,暂且借用与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来表达吧。沈从文戒了文学写作,又因自身的根基好,很快升华到与“庄严”接轨,又借助巴赫、莫扎特音乐内在的崇高加固自己的定力(书中有专门章节叙述他与音乐的关系,其中不乏理解他后半生的密码,此处不赘述),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漫长的修行之路,以抵达智慧彼岸。而对于这条修行路,也真没什么可说的,只看能否安心前行,坚定前行,无论在哪儿,什么情境,什么遭遇,能不能不怨不悔,坚持不懈。

 

沈从文说的是:“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所以他在不能创作小说之后,继续沿文物研究的道路前行。后来连文物研究也不让做,人生被逼到透不过气,他又选择了五言诗。他要用五言的形式,在缩短文、白,新、旧差距的方向上努力……这样的人生选择,这样的坚定前行,已无限接近教徒的苦行,令人尊敬。从这一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后半生,做了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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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葵

杨葵

168篇文章 7年前更新

杨葵,1968年生于江苏。做了二十多年书、报、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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