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做编辑，书、报、刊都编过，主业是图书编辑。先后与几百名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其中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我这里，都一样的身份——作者。

要写“我和我的作者们”，没一个想落下。可是，不算那些只读了书稿、外加通信联络、没见过面的，单是最后有书稿经我编发出书的，就几百名，真要逐个写下来，读者不耐烦不说，这篇文章也要写到猴年马月。还是有选择地写比较现实。选择的标准，既非作者名声大小，亦非与我私交深浅，只看故事有没有意思。

电脑里有个文档叫“历年所编书目”，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我编发每本书的资料，书名、作者、发稿时间，等等。当年做这记录，只是出于记事习惯，以备有案可查；时过境迁，二十年后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线索，始料未及。

罗安昌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先在一编室看自然来稿。正跃跃欲试要报第一本出书选题，突然出了问题。

副社长亚芳找我谈话，神情诡秘，难以启齿的样子。我年轻气盛，没大没小地直言：有话尽管直说。

直说出来的话是这样：遵照上级（作家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中国作家协会）相关指示，今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需下基层锻炼，为期一年。这是国家的大政策，别的单位应届毕业生都下乡了，我们照顾你，下乡算了，就地锻炼吧，去校对科。

年轻的特点，一是觉得自个儿了不起，傲得没边儿；二是顶瞧不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我那年二十一岁正年轻，所以亚芳话音未落，我这厢两大特点化作两股情绪同时迸发，心里一万个不服气，开口却是一百个不耐烦地干净利落脆：说吧，哪天搬桌子？

其实也是因为，就算我想挣巴，也挣巴不出个名堂，那是1989年夏天。那个年头毕业的大学生，没有挣巴的权利。很多同学在那年秋天，背着行李去乡村锻炼了，比如武汉大学毕业的邱华栋，就被派到京郊某县某乡，协助乡干部管理计划生育大事。

虽然人在校对科上班，但因为是编辑下放锻炼，所以我仍需同时审读编辑部的部分自然来稿。很快，从自然来稿中刨出一粒金子。

江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叫罗安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爹爹坑》，写他家乡的一些人情世故。故事出奇地好，句子出奇地拙朴，有点像贾平凹，没太被污染却又有心的农民小天才。我连夜写了夸奖的审稿意见，第二天把稿子送给当时的编室主任。主任看完也颇多溢美之辞，嘱我跟踪这位作者。

之后几个月内，我和罗安昌往返书信二三十封。那时还没有网络，全是白纸黑字真正的信，没一句闲言碎语，全在谈小说。短则一两页，长则七八页。他接受了我不少建议，将小说彻底重新翻写。

一天傍晚，正要离开办公室，突然接到电话，居然是罗安昌，说来北京了，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

半小时后，我见到了这小哥们儿，差不多和我同龄，典型农民相，傻傻的憨憨的，衣着寒酸。紧张，外加赣南口音很重，几乎说不利落话。聊了半天才知道，这是他生平头一次走出江西，当然也是头一次来北京，更是第一次见编辑，《爹爹坑》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我对他说：你别紧张，那什么，我呢，也是头一次见作者。

后来小罗没考上中戏，又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同样落榜。依他的说法，来了北京才知道，即便他过了文化考试的关，面试时也肯定要被刷下来。我问为什么，他结巴吭哧半天，最后说：我和那些人太不一样了……我太土了。

《爹爹坑》终审没能过关，当时全社正在压缩选题，如小罗这样的新作者，是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我找终审据理力争，说小说写得如何棒。终审说，小说是写得不错，但确实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先放放吧。他还借机给我上了一课，说出版社这么多年下来，真正从自然来稿中挑出来最后出版的，只有一位作者的一部小说，也是河南一个农民。我当时听了这话，想起在学校，周边不少同学动不动就往出版社投稿，期待有朝一日突然被选中，真是瞎折腾。

这是我头一次以编辑身份与作者打交道，前后耗时半年多，结果出版未遂。后来我说服出版社，给小罗所在县的群众艺术馆写了推荐信，没过多久，小罗被调到县上工作，吃了皇粮。他很高兴，又写了好几页纸的信，谢了又谢。我心里有愧，没再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