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迄今为止二十年编辑工作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期间，编过校园小说集《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台湾诗人洛夫的诗选集《我的兽》等几本书，但从出版专业角度说，这几本书我是“编著者”；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在校对科八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明来访，说蒐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短文，想交作家社出版。

周明明是我校友，高我几班，当时在文学馆征集室工作，日常工作就是出入老作家寓所征集手稿。文学馆是巴金倡导创立的，冰心则是文学馆最积极的拥护者、呐喊者，并首先允诺毫无保留捐献手稿（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上海正举办“巴金冰心世纪友情展”，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文学馆工作人员的心里，冰心就像自家老奶奶。周明明编此书的初衷，多少也有类似孝敬自家老人的成分。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一贯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橘灯》那样的“儿童文学”，本来没兴趣，甚至莫名地有种逆反情绪，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答应认真读稿。读完一惊——固然有些篇目从文学角度而言，明显仓促、随意，甚至个别篇目还有口号文学之嫌，但更多的，是《我梦中的小翠鸟》那样的优秀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也就从那一刻起，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他人判断来做预判，每一部到了案头的书稿，都要不戴任何有色眼镜，从头到尾逐字读完，方可下结论。道理很简单，一是有色眼镜当然有欺骗性；二呢，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化，一个作者哪怕所有先前的作品都差，也不代表新作就不好。反之亦然。

写了充分肯定的审稿意见，正式申报选题。申报前，先与周明明协商，定了书名，就用最朴实的，《冰心近作选》。然后，周明明提了个问题——她觉得自己不少编辑工作都有利用公家之便的嫌疑，比如用单位的复印机印文稿，用了上班时间，等等；另外，要出版，也必须经过冰心本人同意，所以她提出，请她的顶头上司、当时的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共同担当这本书的编选者。舒乙是老舍之子，和冰心关系形同母子，有他协助，老太太那儿的版权自然无虞。我当场夸赞师姐就是师姐，想得周到。

为签出版协议，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二十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一六六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

老太太那年九十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老太太的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着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很多年后，看到老太太眼里另一位“小孩子”李辉一篇文章，也忆及这一说法，看来老太太对此成语改造挺得意，不时用用。

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的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那只心爱的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悠哉游哉。她聊作家协会的一些现状，居然对很多人事全盘了解，出乎我意料；她聊“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这话被我记到现在，多次写文章时引用；她聊原来在燕京大学的往事，还记得她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的，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您该休息啦，别累着，都赖我缠着您说话儿。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十分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进一步的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待不过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