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政、刘恪、谭甫成、皮皮

作家社曾有一套“新星文学丛书”，坚持了十几年，为新时期文学做过重要贡献。入选这套丛书的首要条件，是作家的第一本书，而且体裁只能是小说。自1984年开始编起，每年一辑，每辑大致五本，前后共出版十三辑六十四位作家的集子。如今检点这套书的作者队伍，阵容豪华，包括阿城、莫言、刘索拉、马原、余华、格非、徐星、查建英、残雪、刘震云、池莉、陈染、迟子建、马未都、阿来、张平、毕淑敏等等。

早些年，每年决定谁能入选这套书，是件难事，因为当年冒出来的新秀太多；九十年代初，文坛火山爆发期结束，决定选题仍然很难，因为新人们的质量一年比一年差。当然，人材还是有。

我赶上了个“新星丛书”的尾巴，前后共编发四种：雷建政的《劫道》、刘恪的《红帆船》、谭甫成的《荒原》和皮皮的《危险的日常生活》。前三种顺利出版，皮皮的未出。

雷建政是出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汉族，面相憨厚，脸上总有两片高原红。他八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中短篇，量极少。《劫道》不过十万字，几乎是他当时的作品全集了。雷建政是典型的求质不求量，评论界好评不少。1988年，中国作协下属的鲁迅文学院招了前所未有的一期研究生班，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莫言、余华、迟子建、洪峰、海男等人都在这班，雷建政也是其中之一。

编辑《劫道》书稿时，我和雷深聊过一次文学，我总结他十年的创作轨迹，是从“五谷杂粮”到“文化”；也可以说成从现实性、社会性到文化性的转变。早年他在边远地区，写的都是当地热气腾腾的生活，后来慢慢就“文化”起来，越写越险峻，比如这样的句子：“天，独自扯一片蓝，高高地去蓝了，丢下一个太阳傻傻地炽烈”、“门虚虚掩着，挤进来的阳光在门缝里夹成扁扁的一条，无聊地赖在地上”……我说，这样的句子偶一为之可以，全篇这样有点戏过了。当然，那是一个全民奢谈文化的时代，雷一个从边远地区来的年轻人，难免要尝尝鲜，也能理解。

这里多罗嗦几句聊文学的内容，是想说那会儿的编辑与作者相聚，聊天内容大抵少有旁骛。新世纪之后，碰到些新作者，再用这种方式聊天，频频遭人讽刺与不屑。这是后话。

《劫道》出版后，雷建政就从北京消失了，此后再没见过，也没见他写什么新小说。听说他回了甘南，现在好像是当地的大干部。想想他那班研究生同学们，后来干什么的都有，有像莫言这样继续写到超一流境界的；也有像雷建政这样离开文坛从政的；还有像肖亦农那样边写作边经商的；甚至还有像洪峰那样，闹出乞讨事件，引得网上沸沸扬扬好一段时间。

刘恪是湖北人，当时三十岁左右，也是那届研究生班学员。1990年，作家社几个小说编辑为了组稿，组织了一次与那个班的联谊会，《红帆船》就是这次联谊的产物。

《红帆船》选题通过那天，我跟办公室同事陈染说，我就拿这本书当作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吧。陈染本人也是小说家，她的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也是早年“新星丛书”之一。当时陈染刚从国外归来，到作家社做编辑，同时准备迎接自己的第二次创作高峰。她和刘恪在谈恋爱，这是我们编辑部公开的秘密。

编辑《红帆船》那段时间，有天下班坐在公车上，看到马路边人行横道上，刘恪推着辆自行车，车头挂着些刚买的菜，陈染挽着刘恪的胳膊，依偎走过，那一幕很感人。万没想到的是，《红帆船》的出版因为各种原因，拖拉了近一年，书出来时，陈染与刘恪已离婚。他们的婚姻总共只存在了半年时间。

陈染至今仍是作家社编辑，刘恪先是去了地质文联，再后来又去了哪里，不太清楚。

谭甫成出道很早，在《收获》这样的权威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小说，多写西北荒原知青生活，苍凉有力。很多年后书市流行一本《狼图腾》，我立在书店翻了翻就搁下了，当时的感觉是：这个调调儿，谭甫成二十多年前早写过了。

我个人觉得，谭甫成如果刻苦些，《荒原》之后继续写，一定没《狼图腾》什么事儿。可惜他玩心太重，家境又好，不愁吃喝。印象之中，《荒原》之后他没有新作品问世。甚至就连《荒原》里收录的作品，也都是他在1991年之前很多年写的，他当时已对出书这件事很不看重。我约他谈书稿，他拉我到一个小饭馆，喝着小二，书的事只字未提，倒是痛聊了一晚上古典音乐。聊至兴处，不由分说拉着我直奔他家，听了三个版本的“贝九”。一边听一边遗憾地感汉：北京家里这套音响不灵，可惜了，你一定要到我深圳家里去听。

《荒原》出书后，没见过谭甫成。

皮皮是我非常喜爱的女作家，不仅喜欢她的小说，更喜欢她的为人。我曾和她开玩笑，她是我遇到的最有女性魅力的作家。

皮皮是作家马原的前妻，可能受马原影响，早年一直被冠以先锋作家的名号。后来与马原离婚，好像给她生活带来不小变化，沉寂了好些年。直至2000年复出，一本《比如女人》畅销一时，还被改编为电视剧《让爱做主》，皮皮又成了众家出版商追逐的对象。大起大伏面前，皮皮澹然处之，好像局外人。我为此对她愈加敬佩。

《危险的日常生活》书稿，正是皮皮沉寂期约来的。按体例，每本新星丛书需有一篇序言，别人大多找名家、长辈，皮皮却找了当时《收获》杂志的编辑程永新写序，她说，他编过我很多小说，最了解我，也肯定最容易说到实处。

书稿编完，社里突然决定，新星丛书因为长期滞销，停止出版。皮皮的这本书正赶上这一不幸。我把书稿打好包，收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偶尔还拿出来翻翻。

《比如女人》畅销之后，有天我逛书店，看到书架上有本皮皮的新书，书名叫《全世界都八岁》，正是当年那本书中一篇小说的篇名，就猜到应该就是之前那本《危险的日常生活》。抽出来看，果然。

《危险的日常生活》在我这里出版未遂，皮皮并未怪罪，一切随缘的态度。前些日子我在网上查资料，鼠标瞎点一气，点出一篇皮皮的访问记，里边说到：“杨葵很多年以前对我说过一句话，写作好比一条贼船，没上的最好别上，上去的也下不来了。他比喻得很对。所以我也许可以说，写作带给我无奈，不写不行，已经干不了别的。”我想半天，记不起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大概是有一个傍晚，我送她去北京站赶火车，到早了，我俩找了个咖啡馆闲聊了一气。说的什么记不住，但当时那股如沐春风、舒坦自如的心境，一直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