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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夏天,我平生头次出公差,目的地昆明,去看云南白族作家张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提出审读意见,并与作者协商修改方案。

这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文学编辑工作风格,一部书稿,尤其长篇小说稿,一般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编辑看,提意见,作者改,编辑再看,作者再改……如是者三,最终出版。为此,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大社,都有自己的招待所,专门接待来改稿的作者。作者常常怀揣牙刷牙膏换洗衣服到来,一住半年,随时与编辑切磋,来回琢磨。现在新时代了,这套作风已消失。

火车晃晃荡荡五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昆明。张长把我带到一家招待所住下,说:旅途劳顿,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开始工作可好?我当时一阵恍惚,只觉得房间像一节火车车厢,仍在一路向南;对面坐着的张长,也好似列车上的旅伴——长途火车把我彻底坐晕了。

第二天上午再见面,才稳下神来打量张长。五十多岁,精瘦,眼窝深陷,眉间常紧锁,显得思虑很重,很有苦苦写作的模样。他是新时期云南文联较早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七十年代末,得过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次的长篇小说书稿名叫《绿太阳》。(后来出书时,张长的同事、诗人于坚帮他起了个新名字:《太阳树》。)

这部书稿几经修改,1991年正式出版。我为这部书稿,也两下云南。

省文联在翠湖边,昆明最美的地界。我两次去都住在湖边一家招待所,一日三餐就在文联院里换着人家吃百家饭。时日一长,与不少作家成了好朋友。老一辈的有写《欢笑的金沙江》的彝族作家李乔、诗人晓雪;中坚一代的有黄尧、汤世杰;年轻一代的有于坚、王洪波,等等。

第二次去,恰逢云南省文联召集笔会,北京来了不少人,其中有汪曾祺。张长知道汪是我父亲西南联大的同学,关系近,托我邀汪去他家做客,想求汪一幅字。我满口答应,只让他多备酒。我知道,老头儿嗜酒,喝高兴了,别说一幅字,有求必应。

我去酒店接汪曾祺。与他同来参加笔会的、因长篇小说《少年天子》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北京作家凌力女士也在场,听说要去吃饭,凌力申请同行。她说,“我这一路寸步不离汪先生,他是大美食家,跟着他,吃好的。”

我们一行到了张长家,只见桌上马爹利、绍兴黄酒、法国红酒、五粮液一字排开。“不知道您爱喝哪种,都准备了点。”张长说。汪曾祺克制地客气道:“都尝一点儿吧。”

厨房里叮叮当当,张长的爱人在忙乎。说到张长的爱人,也要岔出一笔,她是个钢琴家,海外华侨,五十年代随家人归国。当年周恩来在云南接待缅甸领导人时,她曾作为少先队代表,给周恩来献过花。和张长结婚后,生了两个漂亮的千金,张长为此戏言:亩产(母产)两千斤(千金)。

那天的酒局果然不出我所料,汪曾祺很快微醺,话越说越慢,且越来越多,双眼愈来愈迷离。我用眼神暗示张长,赶紧拿出预备好的笔墨纸砚。汪欣然起立说:好吧,写一首这次云南旅次所做七言绝句吧。我和凌力负责抻纸蘸墨,老头儿笔走龙蛇,酣畅淋漓。

突然,老头拎着笔尴在那里,面露难色。原来,酒力之下,光顾着酣畅了,谋篇布局工作没做好,四句诗刚写完一半,纸已用掉三分之二。张长忐忑地建议:要不……换张纸?

老头脚下已有点儿打晃,估计写前两句诗用掉不少气力,这时早已无心恋战,坚定地说:不用!后边写小字!

字越写越小,到最后已经挤到纸的左下角,想签名都挤不出一点地方。老头写完,笔一掷说:回吧。

张长看着那幅风格奇特的书法作品,夸也不是,嫌弃也不是,十二分尴尬。我见状赶紧打圆场:很珍贵啊!错版啊你知道嘛!相当于“全国山河一片红”那个错版邮票啊,别人想求还真求不到呢。凌力也帮腔:前些天我们在笔会上,北京文联的韩霭丽求汪老赐画,原来都说他兰花画得好,结果,画了一块宣威火腿扔给人家了。

《太阳树》出版后,得了“骏马奖”,也叫全国优秀少数民族文学奖。张长来北京领奖,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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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葵

杨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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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葵,1968年生于江苏。做了二十多年书、报、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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