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和张颐武等人被拉去策划香港回归的电视专题片。那段日子，我们几个人整天互相开玩笑，讽刺挖苦。张给我起了个外号：“第五代学人”。外号的典故，出自《郑子瑜墨缘录》。

郑子瑜是现代修辞学家，修辞学史学科的开山者，他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史》，被国内外语言学学者公认为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

郑子瑜晚年，香港中文大学为他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1990年，北京大学的学者龙协涛应邀赴中文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受季羡林之托，去拜访郑子瑜，一见如故，常有亲近。处久了，龙协涛发现郑先生保留着海量与先贤大德们的来往书信，颇具史料价值，于是经郑先生首肯，编了这本书。单看此书前边的插页，便有郁达夫、于右任、周作人、丰子恺、俞平伯、增田涉、实藤惠秀、吕叔湘等人与郑子瑜的墨缘影印件，殊为珍贵。

龙协涛在编者前言里说，与郑子瑜保持往来通信的，“有五四以来影响很大、具有师承关系的四代学者——周作人、俞平伯、王瑶和钱理群。俞平伯曾听过周作人的课，周是俞的老师，俞是王瑶的老师，而钱理群则是王瑶先生的高足。可见，郑教授的交往不仅空间广阔，而且从时间上可寻出学术思想传递的历史脉络。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杨葵，又刚好是钱理群的弟子辈，算来已是第五代了”。

龙协涛这样说，是他经过了解，知道我听过钱理群先生的课。那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个暑期研讨班，当时我正上中学，立志要做现代文学研究，利用暑假，到文学馆的大书库打工，登记新入藏的书刊。可巧赶上王瑶先生代表北京大学，与文学馆共同举办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班课程，每天下午在文学馆开讲，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堂堂听。王瑶、刘再复、钱理群等人轮流主讲，如此，我成了钱的“弟子辈”。

《郑子瑜墨缘录》总共只印了几百册，居然被张颐武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