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下半年，上级主管单位向作家社派驻了工作组，组长有两个，都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作家，曾克和黎辛。前者当时七十二岁，后者当时六十九岁。工作组来的第一件事，宣布原社委会全体成员就地免职。别的部门不太了解，反正所有编辑当时就颓了。

工作组开始审读那两年社里出版的一些书，经常开全社会，每次会上，都要批评几个作者，总体听下来给人的感觉是：多亏他们来了，作家社出版物的思想艺术性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

有一天着重批评晓剑的长篇小说《罪女侠警》。曾克同志说到激动处，自兜里掏出一个装维生素C的小药瓶。我以为她要吃药，不想她把盖子拧开，往里吐了口痰，又盖上。

晓剑是当年的知青，七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多写通俗小说，得过很多文学奖。还写影视剧本，电影《我们的田野》即由他编剧。他是紧跟时代的那种人，海南刚刚建省，就放弃北京的所有，去弄改革开放的时代之潮。八十年代，罪女、侠警这些元素最流行，他自然不会放过，《罪女侠警》即是尝试之一。

曾克同志在会上气得直哆嗦，大斥此书庸俗不堪，其中有句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简直污辱了我的眼睛”。

1991年，工作组虎头蛇尾地走了，晓剑又露面了，带来两本书稿，《中国知青秘闻录》、《中国知青在海外》。从书名即可看出，知青+秘闻，正是典型的通俗小说路数。

我那时连续看了几本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越看越有感触，觉得中国写小说的多瞧不起通俗小说，我偏在这方面尝试一下。看到晓剑小说，心想他正壮年，一能写，二会写，有希望。就这样，两年时间内，连续编发了晓剑的四本书。

我猜这些书的出版，对晓剑在海南站稳脚跟、谋求更大发展，多多少少起了些作用。现在他是海南省作协的副主席。

有个插曲。后两本《海南风流》、《海南教父》出版后，有天电影导演胡玫打电话到办公室，要买这两本书的影视改编权。晓剑在海南，委托我代为洽商。

胡玫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七八班的女才子，当年一部《女儿楼》电影，好评如潮。后来去了国外，九十年代初回国，和朱时茂合作成立影视公司，名头起得很大，叫“泛太平洋”。我去这公司见的胡玫，在万寿路一个大院里。北京人都知道，那院子住的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他们什么途径找到那么好的地方。

洽商过程非常痛快，胡玫一看就是极爽快又极聪明的人，痛痛快快签了合同。后来不知何故，一直没见他们公司拍这戏。公司后来似乎解散了。又过了没几年，胡玫拍了长篇连续剧《雍正王朝》，我天天追着看。从此，凡她拍的戏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