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老师借着撮合我与海岩合作成功之余威，又给我介绍了一个作者——张宁。

叫张宁这名字的中国人，少说得有几万人，其中之一因为曾被林彪家里选为儿媳，名噪一时。1997年，她在香港出版自传《尘劫》，刘心武与张宁有交往，得到赠书，看后向我推荐。

起初没太上心，一来题材、作者都敏感；二来我对涉及政治内容的书籍一向兴趣不大。到了1998年，全国图书市场不好，出版社也面临一场财务小危机。我逞能之心大起，想起了这本书。它显然具有畅销书素质。

与张宁数次传真往来，谈拢初步的合作意向，她一家三口来了北京，下榻京伦饭店。白天他们一家逛北京，办自己的事，一到晚上九点，我会准时候在酒店大堂，连续三四天，与张宁切磋《尘劫》大陆版出版事宜。

在张宁的房间里，我见到了林豆豆，已是头发灰白的老人。聊天中，林豆豆幽幽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还挺有胆量的。我听了纳闷，请教她什么意思。她说：你和我、张宁这样的人同在一屋，你不觉得背后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你么？她话音未落，我后脊梁一阵凉。

那天聊完出了房间，从坐电梯开始，到走在酒店大堂，再到走到街上，老觉得周围所有人都在跟踪我。

其实《尘劫》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内容，只从个人角度，讲些无甚大碍的陈年往事。即便如此，编稿时还是提着十二分小心，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敏感的字句。自己编完不放心，又打印了三份校样，分别请社里几位副总编看稿。总之有点如临大敌似的。

每一次删改，都向张宁详细说明，征得她同意。张宁通情达理，虽然也常坚持己见，最终总是体谅我们的难处，同意照改。

此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我手头保留的一册样书版权页上显示：1998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七次印刷——这还不是最后的印次。与此同时，我对此书不敢有任何宣传，生怕惹麻烦。但是，麻烦还是来了。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部门开始过问此书，倒也没提什么查封，不过口气严厉，认定此书出版未经“专题报批”，不符程序。“建议立即停止发行”，并令汇报出版情况。

接下来长达半个月时间，我反复写检查。当然，官方叫法是“汇报”。我保存着一份我起草、全体社领导联合修改的“关于《自己写自己》一书出版情况的汇报”草稿，从中可见当年一个图书编辑的工作多像戴着镣铐跳舞，还能从这种特殊公文写作风格中，管窥当时社会风气的特征，不妨附在此处——

新闻出版署图书司：

张宁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十岁入伍，是南京军区歌舞团的演员。其父为老红军，我党的高级干部。“文革”期间，林彪及其党羽为林立果选未婚妻，选中张宁。从此张宁成了“名人”。

张宁八十年代后期赴美定居，1997年，写了《尘劫》一书，在香港出版。1998年4月，张宁与我社编辑室主任杨葵同志联系，希望在内地出版此书。

杨葵同志审读书稿后认为，书稿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写作态度严肃，是一部难得的人物传记。从社会效益讲，此书通过一个普通女子的婚恋遭遇，从侧面控诉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从经济效益讲，很多读者对张宁的经历和处境非常关心，因而会有较大销量。鉴于这种情况，杨葵同志将书稿送交分管纪实类图书的副总编石湾同志终审。

石湾同志终审书稿后，认为此书题材比较敏感，向社长总编辑张胜友同志汇报此事。张胜友同志当即召集社委会专题讨论此书出版问题。经研究决定，此书出版必须格外慎重，采取集体把关的办法，请我社另外三位副总编分别审读一遍书稿，拿出详细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出版。

王文平、房树民、蒋翠林、石湾四位副总编审读后一致认为，书稿涉及一些“文革”时期高层内幕，确属敏感题材，但是，全书主旨并不在“揭密”，而是写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女子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如果将涉及与张宁个人命运无关的高层斗争内幕以及一些政治方面的议论删除，此书的可读性非但不受影响，反而会变为一本更加纯粹的传记。鉴于此，觉得将书名改为《自己写自己》更为贴切。个别章节的标题亦应作相应改动。社委会委托责任编辑与作者商量此事，如果作者不同意如此删改原则，就坚决放弃这一选题。

几位副总编都拿出自己的删改方案，经责任编辑汇总，一并与作者商量。作者为我们认真细致的工作所感动，完全同意我们所作的删改。最后共计删除数十处，四万余字。（删除部分，清单附后）

删改后的书稿，是一部纯粹的张宁个人传记。因为作者当时的特殊生活环境，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一些人物与事件，但是并未涉及现任或曾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与生活问题，更无与中央精神相左的言论及观点。因此，我们认为此书不属应专题报批之列。

书稿在校对阶段，王文平、石湾两位副总编再次通读了全稿，又作了大量细微之处的删改。三校完成后，又将港版书上原有的唐德刚序言撤掉，并请作者本人重新写了内地版的序言。

图书出版后，在发行宣传上，我们尽可能采取低调，未对媒体发一份书讯稿，并在书末声明，未经允许，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登，以防误导或炒作。

总之，这本书出版的前前后后，我社上上下下是非常慎重的，我们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并未听到任何不良反映。

现在反省自身，感到对于这类图书题材的出版，确需慎之又慎，就算是一个女子的个人婚恋纪实，也毕竟有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如能请有关专家、学者审读，会更为稳妥。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加注意新闻出版法规的学习，严格遵守出版工作纪律，做到心中有大局，守土有责，把好文学图书出版的政治关。

作家出版社

1999年2月4日

这份痛斥自己的“汇报”，最终帮助全社过关，《自己写自己》从此在图书市场消失。我在领导的保护下，没有遭到停职检查之类的处分，只被罚没当年的部分奖金。

说到这本书，还想到一个小故事。有天下午，我与张宁正在酒店房间聊天，房间电话铃声大作，张宁接起来与对方说了几句，我听明白了，打电话者应是她的熟人，这位熟人介绍了一名不速之客前来拜访，已至酒店大堂，只等张宁同意就上楼。

张宁挂完电话一头雾水地问我：“知道一个叫乔羽的么？据说是个音乐家？”我说：“不错，内地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写过不少歌词，听说是个挺可爱的老头。”张宁听后释然地说：“那就好。”转念想了想，又皱起眉头：“怎么想起来看我？！又不认识……”我玩笑道：“你有名嘛！”

几分钟后，乔羽由一个人陪同着到了。从进房间那一刻起，到坐下，到张宁泡了茶递上，到五分钟后离开房间，老头的目光始终不离张宁半寸，寒暄的话也说得结结巴巴，虽然不到失态的程度，但肯定与老头平时的稳重慈祥有所不同。想想也好理解，张宁的美丽被传得神乎其神时，老先生应该还年轻，估计在心中勾勒过她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