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海伶/撰文

  核心提示：

  你可能并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一定读过他做出来的书：《长恨歌》、《威尼斯日记》、《先锋戏剧档案》、《哈佛女孩刘亦婷》……他是这些书的编辑，所谓“做嫁衣的”，但偶尔自己也穿“嫁衣”，这次出版的就是近年来的两本散文集——《东榔头》、《西棒槌》，一本写老北京的生活琐事，所谓“生活不就是这样么”，一本写他这些年的读书随笔，开篇即摆明立场，“闲读书，读闲书”。书中收录的都是千把字的短文，读起来容易得很，像个老友在身边絮叨，亲切、柔和、没负担。

  其实，“杨葵”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即使没听说过他的人也一定看过他的编辑作品：《长恨歌》、《先锋戏剧档案》、《二三事》，再不济，还有当年名动中国的《哈佛女孩刘亦婷》。

  “书人”杨葵的净与静

  第一次知道杨葵，是在《读库》上看他的《我和我的作者们》，“先后与几百名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其中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我这里，都一样的身份——作者”、“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待不过去”……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有血有肉的编辑。

  后来，是在柴静的博客上看到她写“老颓”（杨葵），写到一个女生这样评价他的文字：不像您这个年龄能写出来的，真静。

  再后来就是看到《东榔头》、《西棒槌》出版，兴致勃勃地订书、准备资料、罗列提纲……于是看到老六对他的评价也是“净”，于是知道了他在作协院里长大，在中国的出版圈是出了名的“眼毒”，经他手所做的书几乎没有赔过钱……后来他从作家出版社辞职时，好多人惋惜不已。

  两本新书的世俗烟火味儿

  前几天《东榔头》被豆瓣归在新书推荐的“虚构类”里，果然过了几天就改回来——本来么，“一到外地，吃喝兴致会大增”、“夜里回家，一路看到好几拨儿烧纸的”……再接地气不过的烟火生活。看他的文字也像个老友在身边絮叨，亲切、柔和、没负担。一如他自己喜欢阅读的一类文字。

  他自己也说：“我的书就是茶余饭后的闲散东西”，也是因为这个，两本书选了“被大家遗忘的”小32开开本，“拿起来舒服，带起来也方便。我觉得书跟人之间是有一种亲密关系的。书做大之后就会变重，你需要正襟危坐地坐在那里读，而我的书就是茶余饭后的闲散东西，什么样的文字配什么样的形式。”

  “前几十年就做了两件事儿，过日子，阅读。做这两件事又有个共同特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他的新书也因此得名。《东榔头》和《西棒槌》，一本写老北京的生活琐事，所谓“生活不就是这样么”，一本写他这些年的读书随笔，开篇即摆明立场，“闲读书，读闲书”。《东榔头》的序中杨葵这样写到：“生活不就是这样么，乱七八糟，混乱不堪，这也许正是所谓生活的真相。如果你介意，它就是烦恼；如果不介意，它就是沸腾的生活，海潮一般，浪涛相继，生生不息。”这些文章成文时间跨越较长，最后虽未按时间顺序排列，但细心的读者也许能读出——其间，作者正好经历了从介意到不介意的过程。

  离世已远，却了然在心

  对于编辑与作者这两个身份，杨葵还是更喜欢前者一些，但自他离开作家出版社后，编辑的工作也变成业余爱好，而不是一份职业了。曾有人问为什么，他说，各种因缘吧，现在有更快乐的事情去忙活，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放在二线了。

  听说他现在跟人聊天，说得较多的是他的玉、筷子架、学的古琴。但还是有人这样说：“有人觉得他是闲人，离世已远。但看了他的书，就知道他什么都看在眼里，只不过含而不堕。”

  淡出后再谈论起出版业，杨葵的观点是乐观的：貌似不那么自由，但是还能有好书出版，总有优秀的编辑和作者出现。变化的是数量的变化，但最本质的还是“在中国做出版”这回事。佛教讲“无常”，表面的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话杨葵

    要做到心“净”必须有所不为

  《东亚周刊》：有人看了您的新作后说您“把无趣的日子过得生机盎然”，您是如何把日子过成段子的？很多人在评论您时都用到了“静、净”两个字，在纷乱、繁杂的生活里您是如何获得这样的心态的？

  杨葵：人生即苦，确实“无趣”。假如真有这样的人生观，“把无趣的日子过得生机盎然”也就顺理成章。因为，毕竟还得过下去啊。人人都喊口号要发菩提心，可真做起来多难啊。但是，反过来说，不发菩提心，心里更不舒坦，更没头苍蝇似的，自己都厌恶不已。所以不如还是发菩提心吧。

  静和净，两个词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净”，心“净”。我差得太远了，我的心净很表面，很肤浅。真正的心净，是泰山崩于前不变色，直至没有净污之别。我还被人读出“静、净”来，可见不是真“净”。因为自己在这条道路上努力过，所以可以说点个人的体会——必须要有所不为。现代社会纷乱杂扰，每个人的眼、耳、鼻、舌、身、意要忙乎的事太多太滥，很难专注，当然难净。有所不看，有所不闻……才能慢慢“心净”起来。不过这是个漫长的修行之路，不是随便说说这么简单。

  《东亚周刊》：您的新书从九十几万字的稿子中最终只选取了二十几万字，是按照什么标准取舍的？

  杨葵：第一，时效性太强的文章不选，比如世界杯、欧洲杯等赛事时我曾写过不少球评，那些文章我挺喜欢的，但属于即时消费，时过境迁，没有收入的意义了。第二，写得不满意的文章不选。回顾旧作，绝大多数已不满意，所以大量删。就算现在收在这两本书里的文章，也有不少不甚满意，只是相对来说稍好点。

  《东亚周刊》：您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杨葵：我是个业余写作者，写作不是主业，一般是有报刊来约稿才写，所以不定时，不定篇幅，不定主题………非常零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这也是为什么这两本小书命名成这样的原因。

  《东亚周刊》：当您身为编辑与作者两种身份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杨葵：做编辑是一项服务工作，尽可能地运用一些经验、知识的储备，帮助作者更好地表达。但这个表达是作者的，所以不能越俎代庖，夹杂自己的东西。身为作者写自己的文章，是自己要表达，所以要尽力表达一些独特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躲开别人，否则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顺便说一点，做惯编辑的人，写起这类小文章，会很拘束，前怕狼后怕虎的，特别在意字、词、句的准确，更像个匠人似的抠抠搜搜。与此同时，往往不自觉地忘了一些大问题，比如主题。这是要时刻警觉的。

  《东亚周刊》：中国人的阅读量现在应该说是呈现下降趋势，您认为这是因为现在的人不爱读书还是现在的书不好读？

  杨葵：我不觉得现在中国人阅读量呈下降趋势，现在国人阅读的选择更多，更多元，更开放。不能光管读文、史、哲叫阅读，读街头小报、时尚杂志也叫阅读。现在中国的出版应该说比前三十年繁荣太多太多了，好书并不缺，只看你有无耐心、慧眼去寻找。书不好读是个错觉——以前一年出版十万册书，其中好书一千种。现在好书可能一千二百种，但一年的出版量四十万册，占比严重下降。但是，并不能因此说现在的书不好读。

  《东亚周刊》：您对“好书”是如何定义的？

  杨葵：每个人对“好书”的定义都不一样，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正常的。全民共认的好书，我觉得都很可疑。我个人觉得，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书，就是好书。

  《东亚周刊》：请问您最近在读哪些书？

  杨葵：最近几天在生病，感冒发烧，我挑了两本科普小册子读，《数学问题如数家珍》、《物理问题如数家珍》，特别好看。巧了，你们是吉林的报社，这两本书也正是你们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