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心毒眼软”

李峥嵘

杨葵先生您是知名的出版人，写文章是偶尔为之，却也积累了不少，您新出的两本书可以说是精选集，您能介绍一下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吗？

其实我一直反对头上这顶“出版人”高帽。依我理解，“出版人”有两个指向，一是出版业从业者，那不如直呼编辑、校对、发行……定位岂不更准确？另一指向是出品人的概念，可中国出版业是审批制，所以，无论哪位个人称自己为出版人都有僭越之嫌啊。

至于选文章的标准，第一，时效性强的文章不选，比如我写过不少球评，世界杯、欧洲杯，那些文章我挺喜欢，但属于即时消费，时过境迁，没有收入的意义。第二，写得不满意的文章不选。回顾旧作，绝大多数不满意，所以大量删。就算现在收在这两本书里的，也有不少不甚满意，只是相对来说稍好点。

《东榔头》谈过日子，我看到网上不少读者评论很喜欢您书中的说法：生活真相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乱七八糟混乱不堪，如果介意，这就是烦恼，如果不介意，这就是沸腾的生活，潮水一般，浪涛相继，生生不息。您一直这样“眼毒心软”吗？

这段话套用某个标准答案来说，就是“烦恼即菩提”——没有另外一个叫做菩提的东西等你去求去追。常用的比喻是猴子捞月，以为水里另有个月亮去捞，结果淹死了。这道理说起来貌似简单，真明白不太容易。

“眼毒心软”不如说“心毒眼软”——内心了知生活的真相，所以说“毒”。可大千世界生机勃勃，眼不软又如何？自寻烦恼？自讨苦吃？不如珍惜、善待。

《西棒槌》谈阅读，有校对趣事，包书皮，我都很有共鸣，而且我最喜欢您对出版的一些独特看法，比如您说纯文学就是一种小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的火爆其实是一种悲哀；比如您说八零后的定语是一种撒娇。这些确实是一个有心的出版人才有的心得。另外您谈到很多阅读体会，让读者感叹其实沉下心读书的人真有！又让您勾起了读书瘾。

“有心人”这顶帽子我戴得住。打小儿我就心思细密、絮絮叨叨，喜欢琢磨些别人不稀得琢磨的小碎事儿小细节，这样的习性用在我热爱的编辑职业中，就容易在编完书稿或者读完一本书后，会有细密的感受，想找人唠叨唠叨，这两本书里大多数文章便是这么来的。

如果读我的书，让人体会到阅读的美好，继而自己也翻开一本书，静静地、专注地读下去，那我高兴翻了，因为这正是我的追求。

有专业人士说，这两本书看似简单的版式，其实是用尺子精确丈量字距、行距，反复试验多种版式方案，终于敲定阅读效果最佳的一种，不疏不密，不大不小，清晰疏朗。这让我再次感到，出版不只是看内容，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如果有一天纸质出版物真的变得越来越小众，那么活下来的就应该是非常精致的艺术品。

看在我自己做过多年编辑的份上，出版社出我书时，特别优待，准许我参与版式设计、封面设计等等这些责任编辑才有权决定的事。我确实在这些细节上花了不少工夫。时下太多大大咧咧的书，封面鄙陋粗俗，版式潦草糊弄，再好的内容，也经不住这么糟蹋啊，何况我写的没那么好，更要借助这些细节的得体、美观来弥补。我一直觉得书是个六面体的艺术品，里边太多细节需要精心侍弄，做出版工作的，既然选择了这职业，就该对书有敬意，颟顸不得。

综合起来，过日子看闲书，有一个读者不乏艳羡地评论说：“啥叫文艺青年啊，原来是这么来的，推荐现在的文艺小青年都去看看老文艺青年的书，前辈不愧是前辈！”您觉得呢？

那个著名的故事说过，有人说大象是大萝卜，有人说大象是大蒲扇，还有说是根柱子，是根绳子的……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臭不要脸？夸自己是大象？刨除这一因素，就是我对这评论的评论了。很多人读书特别急于下各种定义，我个人觉得这种习惯不太好，因为过快定义往往容易以偏概全，更会滋长自己的粗心。更何况，“文艺青年”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到底是什么，有明确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