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段时间，我对图书的形式感着迷，编稿之外，常和美编及印务科同事切磋，探索形式上的创新。

我这一代编辑，赶上图文书在中国由兴起，到迅速臭大街，再到衰落的全过程，这一浪潮中，我编发了一本《迷人的迷》，全力探索印制新花样。用不同的双色搭配印了不同七八个印张。书印好后我拿着去印务科，一位从事印务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乍看一眼，以为是六色印制。

我曾坚决认定，所谓好书，就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书。并非所有书...

我编发的图书中，最畅销的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它带动了图书市场长达三五年之久的素质教育图书风潮。此书作者，是刘亦婷的父母刘卫华、张欣武。他们是我另一个作者徐剑介绍认识的。

徐剑当年是第二炮兵部队创作室的创作员，写了一本反映二炮战略导弹部队风采的纪实文学《大国长剑》，经我手出版后，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徐剑本人也因此荣立二等功一次。要知道在部队，多少人没了命都换不来一个二等功。

后来又编发了徐剑的《...

1999年秋天一个傍晚，孟京辉、廖一梅两口子约我去上岛咖啡闲聊，这俩挟新剧《恋爱的犀牛》大获成功之余威，提出想编本书，总结十年来的先锋戏剧。我当时心想，新婚燕尔的人，不去憧憬美好新生活，倒要怀旧。但说出口的却是：编一本《先锋戏剧档案》吧。

前四个字来自他们贤伉俪，“档案”二字归我。我那阵儿正有股“档案”情结，老想编《文革档案》，可这题材显然不合时宜，无法落实，于是落下病根儿，因此“档案”二字才会脱口而...

除了张宁，我还为一个作者的书写过 “汇报”，就是石康。

1998年底，我编发了石康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晃晃悠悠》。此前石康只公开发表过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也是我推荐给当时黑龙江一本杂志的。《晃晃悠悠》在我这里并未大卖特卖，后来“转嫁”到另一家出版社，红到紫。

生活中，石康是我的“锅底”朋友。“锅底”的意思是，像火锅锅底一样，怎么涮都缺不了的那几样东西，我们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形同眼下流行的新词：闺...

刘心武老师借着撮合我与海岩合作成功之余威，又给我介绍了一个作者——张宁。

叫张宁这名字的中国人，少说得有几万人，其中之一因为曾被林彪家里选为儿媳，名噪一时。1997年，她在香港出版自传《尘劫》，刘心武与张宁有交往，得到赠书，看后向我推荐。

起初没太上心，一来题材、作者都敏感；二来我对涉及政治内容的书籍一向兴趣不大。到了1998年，全国图书市场不好，出版社也面临一场财务小危机。我逞能之心大起，想起了这本书。...

认识海岩，是作家刘心武介绍。大约在1997年底。当时海岩已出版两本长篇小说：曾经名噪一时的《便衣警察》，和没有引发大动静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刘心武建议我重出后者。

一天，刘心武约我到昆仑饭店与海岩见面，聊聊这事。我孤陋寡闻，见面之前，只知海岩是个作家，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公安四大才子”之首，《中国公安文学史》中，只有他一人是作为单列章节论述的。可那天接过海岩的名片，吓了一大跳，原来他还是一个集团企业...

编了二十年文学书，要说花费心血最大、个人也最敬佩的作家，一是王安忆，二是阿城。我共编发过阿城的五本书：《闲话闲说》、《威尼斯日记》、《棋王》、《遍地风流》、《常识与通识》。《棋王》是作家社的“文学新星丛书”第一本，早在1984年即已出版。《闲话闲说》和《威尼斯日记》台湾先出，我在大陆首出。另外两本，是在大陆首出。

新《棋王》与“新星文学丛书”版稍有不同，一是篇目略有改动，二是我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

1995年，是我单年编辑图书品种最多的一年，出了二十八种书。现在回过头翻看那年的日记，天天都在编稿、校对、核红、下厂……累惨了。听说现在有些编辑，年年编辑图书不下五十种，我以那年的亲身经历，有理由怀疑其质量。

二十八种书里，包括一套十卷本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其中包括戴锦华的《镜城突围》、夏晓虹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孟晖的《中原女子服饰史稿》、解玺璋的《中国妇女向后转》。书系由王绯、孙郁二位主编，我...

亚运村那次笔会上，我与王安忆初次相见，之后一直主动联系，请她赐稿。我的建议是，新写一部长篇，由它带动，出一套六卷本的《王安忆自选集》。

王安忆说有两个故事想写，一是一个白净秀气的书生的故事；二是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缘起于她早先在《新民晚报》上读到的一则几行字的小消息，说上海解放前夕一次选美大赛的第三名，八十年代某天在沪上寓所被杀。

我听了忙不迭道：第二个！当然第二个！小生戏哪有旦角戏好看！她当时听...

1993年，我编发了十一种书，其中有田中禾的小说集《月亮走，我也走》和黄有光的《千古奇情记》。

还是亚运会开完没多久，作家社决定开个笔会，组组长篇小说书稿。那时北京亚运村是很时髦的去处，像眼下的鸟巢、水立方，很多人想参观。我们索性将笔会地点定在北京，邀请黎汝清、王安忆、扎西达娃等十几位实力派作家，住在亚运村的汇园公寓，吃好喝好，增进友谊。田中禾那次也大驾光临。

编辑部同仁平时聊天说起河南作家，不约而同...

1989年下半年，上级主管单位向作家社派驻了工作组，组长有两个，都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作家，曾克和黎辛。前者当时七十二岁，后者当时六十九岁。工作组来的第一件事，宣布原社委会全体成员就地免职。别的部门不太了解，反正所有编辑当时就颓了。

工作组开始审读那两年社里出版的一些书，经常开全社会，每次会上，都要批评几个作者，总体听下来给人的感觉是：多亏他们来了，作家社出版物的思想艺术性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

九十年代中期，图书出版界兴起中年作家出文集热。始作俑者，是作家出版社的《贾平凹自选集》。

贾平凹是作家社的老作者，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书在作家社出版。1987年，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又交给作家社，这部小说被称作贾平凹鸿篇巨制“商州系列”的开篇之作，在其作品中地位重要。1988年，《浮躁》荣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我们小说编辑室开始筹划出版贾平凹文集。

可惜刚开始，就赶上1989年社会大变动，出版社领导班子大换血...

回家路上，她坐副驾无精打彩。

我：怎的了？

她：亚嗨皮。

我：成心气人是不是？！我亚健康，你亚嗨皮！

米兰·昆德拉、盛宁

米兰·昆德拉当年在中国很红。我上大学期间，作家韩少功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作家社出的。当时我从学校后门的昆仑书店买了一本，连夜读完觉得好，推荐给很多同学。

1991年初的一个饭局上，友人李大卫提起，昆德拉出版了新作《不朽》，美国GROVE出版社已出英译本。我当即要求买那顿饭的单，条件是请大卫代我从国外购买《不朽》的英译本。

想想那会儿出版业真是闭塞，互联网还要过几年才在生活中...

前文提到和张颐武等人被拉去策划香港回归的电视专题片。那段日子，我们几个人整天互相开玩笑，讽刺挖苦。张给我起了个外号：“第五代学人”。外号的典故，出自《郑子瑜墨缘录》。

郑子瑜是现代修辞学家，修辞学史学科的开山者，他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史》，被国内外语言学学者公认为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

郑子瑜晚年，香港中文大学为他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1990年，北京大学的学者龙协涛应邀赴中文大学从事比较文学...

1990年夏天，我平生头次出公差，目的地昆明，去看云南白族作家张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提出审读意见，并与作者协商修改方案。

这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文学编辑工作风格，一部书稿，尤其长篇小说稿，一般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编辑看，提意见，作者改，编辑再看，作者再改……如是者三，最终出版。为此，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大社，都有自己的招待所，专门接待来改稿的作者。作者常常怀揣牙刷牙膏换洗衣服到...

向兵、章小龙、骆玉兰、丁人人

曾有几年，市场流行记述影视作品诞生历程的纪实书籍。我也曾掺乎这一领域，出过两本，一是记述电影《周恩来》拍摄经过的《寻找周恩来》，二是记述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越洋拍摄经过的《飞跃太平洋》。两本书分别都是由两个记者合作完成，前者是向兵、章小龙；后者是骆玉兰、丁人人。

章小龙是北大中文系八六届毕业生，当时是《文艺报》艺术部的编辑记者。上海人，但一口北京腔，脾气半暴半豪爽，...

雷建政、刘恪、谭甫成、皮皮

作家社曾有一套“新星文学丛书”，坚持了十几年，为新时期文学做过重要贡献。入选这套丛书的首要条件，是作家的第一本书，而且体裁只能是小说。自1984年开始编起，每年一辑，每辑大致五本，前后共出版十三辑六十四位作家的集子。如今检点这套书的作者队伍，阵容豪华，包括阿城、莫言、刘索拉、马原、余华、格非、徐星、查建英、残雪、刘震云、池莉、陈染、迟子建、马未都、阿来、张平、毕淑敏等等。

傅惟慈、董乐山

1990年前后，很多人在找一盘录相带，马丁·斯科塞斯新导演的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因为听说它引发不少争议，欧美多处教徒上街游行。我知道它改编自希腊人卡赞扎基的同名小说，所以在找录像带的同时，出于职业敏感，也在找这本书，想趁热打铁翻译出版。年底，终于找到了英译本，下一步工作是找译者，首先想到翻译界老前辈傅惟慈。

此前曾随朋友拜访过傅先生。他住在新街口一个胡同里的胡同，独门独院。听说那条...